非洲底层农民并不缺粮，中国为何要帮他们搞农业现代化？

俄乌冲突叠加供应链混乱和通胀压力，粮食涨价潮正在席卷全球。世行经济学家认为，尤其受到严重影响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36国，与食品有关的物价涨幅将达到其他商品的两倍。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农民到底缺不缺缺？真实答案或许与许多人的印象不同，在坦桑尼亚深耕10年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告诉观察者网，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存在着两个农业系统，一个是全球化下的商业化大农场系统，另一种是占全国大多数的传统小农生产系统，后者虽然相对落后，却也能自给自足。

在李小云看来，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因此，他的团队最近正在努力把中国传统的玉米套种大豆技术推广到坦桑尼亚，尝试用豆浆改善当地儿童的营养，发展非洲本土的食品加工业，把豆饼加工成饲料，把农业的产业链延长，产生资金积累，推动工业化。

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秉持天下胸怀，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破解人类共同挑战开拓新思路，探索新路径。非洲人民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非洲地区农业的发展，会极大地改善全球的粮食供给格局，缓解粮价的上涨，在全球层面使所有经济体受益。

李小云教授在坦桑尼亚的玉米地工作

观察者网：您的团队到坦桑尼亚已经10年了，您团队看到的当地农业现代化进展，目前达到什么程度？

李小云：我们从2011年开始在坦桑尼亚开展工作，已经10年多了，主要是从乡村发展和减贫的角度展开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坦桑尼亚和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其农业发展水平和农业现代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它也和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存在着两种农业系统，一种是比较现代化的大农场系统，另一种是占全国大多数的比较传统落后的小农生产系统。

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东非和南部非洲都有这个特点，可以看到非常现代化的农场，但同时也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家庭小农，每户大概只有10亩、20亩不等的土地。

我们经过10多年的工作，至少在我们所工作的村庄里看到，他们还是在不断地取得发展。

像我们所在的莫洛戈罗省（Morogoro）瓦辛巴村（MtegoWaSimbar），我们刚去的时候村里没有通电，我们去修了一个村民学习中心，最初没有电，现在不但通了电，而且还装了电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坦桑尼亚的乡村也在发展和进步，但是肯定不像我们中国的农村变化这么大。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像坦桑尼亚这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已经进入到了发展与增长的轨道，但是尚未进入快车道。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6年，即1978年到1985年期间，中国农业经历了一个超常规的增长，年增长率在7%左右，特别是加入WTO以后进入了增长和发展的快车道。但坦桑尼亚还没有进入快车道，他们的农业增长率也只达到3%左右，还没有进入超常规增长的阶段。

观察者网：您之前提到，坦桑尼亚耕地资源丰富、人口相对稀少、资本稀缺、城镇化进展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当地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制约？

李小云：坦桑尼亚和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农业发展角度来讲，促进农业发展本身的增长是一个方面，但是农业本身要成功发展与转型，实际上是离不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如果没有城市化、工业化的推动和拉动，农业发展的动力不足。

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GDP占总的GDP比重大约为30%-40%，有的国家甚至更高，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70%-80%，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很低，非常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拉动，农业很难发展起来，即使生产再多的粮食，卖给谁？首先，没有城市人口来消费；其次，缺乏资金发展农业，因为农业现代化本身也需要资金建设道路、灌溉等基础设施，还要提供比较廉价的农用工业品，如化肥、农药等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些产品基本都靠进口，价格都比较高。

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低不仅是国家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农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还是贫困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您提到，非洲的农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食物安全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能否以坦桑尼亚为例，展开讲讲这个观点？

李小云：非洲的农业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食物安全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在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其实存在着食物多元化的客观条件，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以大米和小麦主要食物的社会。我们很多人觉得撒哈拉以南非洲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饥饿问题，这是一种误解，除了战争和发生严重干旱，其实并不存在普遍的饥饿问题。

基于我们在坦桑尼亚莫洛戈罗省项目村的实际情况，一个成年农民一年的口粮需要3袋玉米，大致是300公斤的玉米粒；15岁以下，大致每人每年1.5袋以下。如果一个家庭有2个成年人，3个小孩，大概一年需要10袋玉米。当地农户传统种植方式按照雨水比较差的2018至2019年的收成计算，每英亩3袋玉米。农户一般都有3-4英亩的土地，一年可以生产12袋玉米。按照这样的计算，即便在比较差的年份，农户实际上也不会出现大的饥荒。我从2008年开始接触坦桑尼亚农业，十多年期间，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极端饥饿，至少在非洲发生普遍性饥饿的情况也是很少的。

我们讲非洲农业问题，更多的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问题。前几年，我们项目村农民玉米增产之后，多余的就卖不出了。这是因为坦桑尼亚的城市人口的比例还不高，国内市场需求有限，而且对于玉米的出口一直都是控制的。在农产品商品率很低的条件下，农民增产的动力是不足的。

所以，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涉及到收入问题、贫困问题、乡村产业的问题、农业发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坦桑尼亚的例子非常清楚，农民生产玉米卖不了多少钱，农民的收入无法大幅提高，农业增长率低，没有资金投入灌溉、物流基础设施，农民没钱买农药、化肥，没钱改良品种，农业发展本身就没有后劲，也无法实现转型，这些会限制农业的发展，也会限制整个社会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李小云团队与坦桑尼亚农民合影

观察者网：目前全球粮食受复杂因素影响，有出现危机的苗头，在您看来，坦桑尼亚有粮食安全风险吗？您能否谈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坦桑尼亚的农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李小云：俄乌冲突的确导致了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可能给大家造成一个强烈印象，它会不会影响非洲的粮食安全？在我看来它更多是在全球层面发生影响。

首先，俄罗斯和乌克兰主要出口的农产品以植物油和小麦出口为主，非洲进口的大部分小麦的确来自于乌克兰。但小麦严格意义上并不是非洲广大人民群众的口粮；坦桑尼亚老百姓的口粮主要是玉米，当然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出口玉米，但非洲大多数国家的玉米是自给自足的。要说对于非洲的影响，主要也是对于全社会，主要还是影响城市群体。

非洲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现代食物供给结构。我们常讲的基于谷物供给的粮食安全，并不必然等同于非洲人日常的食物安全。非洲一年四季有香蕉、木薯、芒果等各种热带水果，这些食物提供了丰富的能量供给和营养，是非洲很多国家食物安全的基本保障。吃面包、吃大米，更多的是现代标准的食物消费模式，外国人、城市人消费面包、牛奶、大米等，意味着这是一个富人的身份象征。

非洲是进口粮食最多的大陆，每年有200多亿美元用于进口粮食，实际上主要是进口水稻、小麦等具有社会身份象征的食物以及相关的加工食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非洲并不必然存在食物的不安全，但却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型的食物安全问题。非洲生产小麦的能力是很差的，水稻生产也不足，谷物供给的结构性短缺与食物资源的丰富并存是非洲农业的重要特征。

所以从坦桑尼亚整体社会上来讲，全球粮食危机是一个问题，但它并不一定是坦桑尼亚乡村的问题，总体供给的问题，对非洲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坦桑尼亚农民的玉米是够吃的，他们还会出口玉米到乌干达，粮食安全问题是全球化给非洲带来的一个特殊问题，这不是非洲自身的农业生产系统带来的问题。

观察者网：之前我看了新闻稿，坦桑尼亚农业官员提到了用当地大豆制作豆浆、素肉等产品，这是否意味着当地政府将加速推动农产品商品化，将坦桑尼亚经济更多接入全球经济循环？

李小云：坦桑尼亚的情况跟非洲东部很多其他地方一样，豆类在他们的传统的饮食结构中拥有一席之地。

西方生活方式的营养结构以肉、蛋、奶等动物蛋白为主，在这种饮食习惯的长时间影响下，非洲不断增加肉、蛋、奶消费。但对非洲普通民众来讲，动物蛋白成本太高，这是一个问题。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虽然现在我们吃肉也很多，但是植物蛋白也是我们民族重要的营养来源。

大豆既可以为人类提供营养，又可以养育土地，因为它可以固氮，非洲农民没有钱买化肥，玉米地年年种会消耗地力，通过种植大豆可以让土地产生更多的有机质。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希望在推广玉米密植增产技术的同时，把中国的玉米套种大豆技术也带到非洲。因为玉米套种大豆是中国华北地区长期以来最简单而富有成效的实用技术，我的团队在非洲推广“小技术大丰收”，就是希望能把中国既能节约资金，又能行之有效的技术介绍到非洲，希望非洲能从这个过程中能够受益，希望能够让最底层的非洲社会感受到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发展经验经常在大会堂里讲，也经常在报纸上讲，我们更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在非洲的田野里实地被看到。

至于豆浆，它是中国人民的传统，我们希望它也可以增加非洲人民的营养，坦桑尼亚莫洛戈罗省的领导之前到中国来，我们就请他们在中国喝豆浆，也请很多非洲的留学生喝豆浆，他们都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请他们把豆浆机带回去，希望非洲农村的孩子也可以喝豆浆改善营养，我们把种植大豆叫作“农业和人类营养生产系统”，从种植大豆，到直接食用大豆，到加工大豆的食品工业，还可以发展豆饼豆渣和玉米的饲料加工业，用于养殖。

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可以让非洲农业的价值链延长，因为非洲最大的问题是工业化和农业没有关系，目前的工业要不就是采矿业，要不就是信息产业，都是资本高度密集型的产业，吸收的劳动力不太多，不像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既有农业的发展，又涌现出大量与农业相关的、以轻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使得资本和劳动力同时能够从农村的基础里产生出来。我们目前在理论上也在关注这一课题。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非洲尝试玉米套种大豆的原因。

李小云在玉米地工作

观察者网：帮助坦桑尼亚农业的发展，对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李小云：首先，我们现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不能那么功利。

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秉持天下胸怀，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破解人类共同挑战开拓新思路，探索新路径，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进步提供思想启迪。非洲人民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面对同样的命运和挑战。

最近，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发布了《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公共品供给》报告，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不是一句空话，一定要有一整套和世界有机融合的、没有排他性的、新的普遍主义，有一套理论、理念、实践。

简单回顾，全球公共品的历史此前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二战之前，是全球公共品形成的阶段，当时，国际组织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逐渐区域化和全球化，最重要的是全球卫生；其次是粮食援助；第三是区域性的安全问题变成全球性的安全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直到新冠疫情前，是全球公共品黄金时代。全球各国对解决共同问题达成一致，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共识，一个是千年发展目标，一个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形成了多元参与、以联合国为主体治理机制，形成多元供给协调机制。

新冠疫情以后，地缘政治因素介入使原有的发展共识、机制、治理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受到巨大挑战，在新的阶段中，恰恰出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驱动全球发展，提供全球新思想和全球公共品的新角色。中国的作用尤其明显，不仅提供物品，还提供制度性产品，比如减贫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等等。在人类安全、福祉和应对挑战三大方面，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团队过去10多年来在坦桑尼亚推动农业合作，并没有任何商业化的想法，只是单纯地希望他们能够提高产量、提高收入、改善营养。

其次，这样的努力带来一些客观的效果，非洲地区农业的发展，会极大地改善全球的粮食供给格局，缓解粮价的上涨，在全球层面使所有经济体受益。

第三，非洲农业的发展会减少贫困，大幅提高中产阶级的数量，使非洲大陆成为年轻而有发展潜力的市场。中国的资源有限，人口众多，非洲的资源丰富，人均占有的资源量比较大，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会与中国形成互补，成为中国最好的全球经济伙伴。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有报道提到您的团队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坦桑尼亚方面的主动性，让当地人能成为主导力量，发挥中国扶贫中常见的变输血为造血的方式。包括帮助当地修建村公所时，也开始注重当地本土能力的建设，这些努力的效果怎么样？

李小云：10年来，我们和莫洛戈罗省从省级到县、村级的各层级领导都有频繁交流，经常邀请他们到中国来参观学习，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体会到中国是怎么做的。我们团队的老师们也是到坦桑尼亚的村庄里去，和当地的干部、村里的领导和农民打成一片，也把村里的农民请到中国来。

像坦桑尼亚这样的非洲国家，有一个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它长期被援助，就产生了一种情怀，对外来的支持觉得是理所应当的，有时候他们会比较被动，我们希望通过上面说的过程，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中国和非洲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中国人的思路和框架有时和非洲人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在工作过程中不断观察和调整，希望通过我们团队深入当地社会，与当地干部和群众深入交流互动，探索和激发非洲人民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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