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苦多难多累，他们就有多拼!

黄浦区是“上海之心”，也曾是上海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上海“重启”后，听听那些来自居委会的故事，你会更加珍惜如常的每一天。

黄浦区老西门街道龙门邨居民区，原居民区书记职务被临时调整，曾经做过龙门邨居民区书记的丁敏洁火线上阵。

5月18日，丁敏洁累到心脏病发作，晕倒在现场。同样前来支援的街道下沉干部李悦心疼得哭了。她说，我出生在1966年，已很少掉眼泪了，但在那样的情境下，实在忍不住。

艰苦卓绝的大上海保卫战中，基层社区干部有多苦，有多难，有多累，有多拼？很多细节不为人所知。

黄浦区有外滩、新天地，也有最后的老城厢二级以下旧里。房屋逼仄、人口密集、煤卫合用、门户相连……一“阳”就是一大片。

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居委干部都曾迷茫过，无助过，委屈过，崩溃过，流泪过。但这是一场战斗，战斗不相信眼泪。倒下了，站起来继续冲；流泪了，擦干泪继续干。

图说：居委工作人员确保每户居民下楼进行核酸检测。本文除署名外，均为陈梦泽 孙中钦 摄

曹家街居民区 周洁

她把“办公室”搬进方舱

梦花街在4月5日时已经毫无诗意可言——当天的大筛结果是392例阳性！而整个居民区仅1900人。如此集中的暴发，在4月上旬不要说密接，光这么多阳性就根本转不出去。居民指着居民区书记周洁的鼻子骂，“为什么还不把阳性感染者转走！”“为什么还有人在马路上走！”她无言以对，也无能为力。

图说：说起“阳”了的战友们，周洁突然哽咽了

4月7日、14日、15日、16日，10天之内，曹家街居委会7名社工相继感染，“全军覆没”，周洁倒在最后一天。梦花街疫情防控指挥部派来3个人接班，也全“阳”了。从3月16日起，天天晚上头抵头睡在办公室，一天睡不了一两个小时，感染是迟早的事。说起那些无助的日子，周洁泪崩了。

经常是凌晨2时、3时、4时收到随机通知：转运人员20分钟后到，请通知相关人员。她和同事赶紧去敲居民的门，请他们马上准备。这个时间要人出门转运去方舱，哪个不和你急？她们只能是苦口婆心地劝，低声下气地求：这不仅是为你和家人好，也是为了别人好……

直到5月，说起那些最灰暗的日子，周洁仍然忍不住流泪。她说过去一段时间她哭过无数次，这是她人生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坎。但哭没有用，哭过了打起精神继续做居民的工作。

“中招”后周洁工作一刻没停过，只是把办公室搬进了方舱。从方舱回来，直接到办公室继续战斗。她很欣慰的是，每一个同事都是如此。

采访完要离开的时候，周洁突然问：“你们会报道吗？爸妈一直不知道我‘阳’了，和他们通话，一咳嗽就挂电话。他们从小特别宠我……”说着眼泪又夺眶而出。

蒙西居民区 尹晓芸

只要路走对，就不怕远

3月14日，接到居民自述发烧的电话，打浦桥街道蒙西居民区书记尹晓芸头嗡地一下就大了：最担心的事终于来了。此后，疫情迅速扩散，这里59幢楼里，57幢没有电梯，大部分都是煤卫合用。尹晓芸束手无策。因为精神高度紧张，8天她瘦了6斤。

图说：尹晓芸说：“我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坚强！”

有一天核酸检测时，正下着大雨。不知道居民看到了什么信息，哗地一起冲到楼下，挤在一堆。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她骂：“你们能干什么事？2米线懂不懂？”

这是尹晓芸人生最灰暗的时候。面对指责，她无言以对。“老阳”未走，“新阳”频出，居民有怨气。32名特保队员因为感染集体撤离后，所有重活累活都压在居委和志愿者身上。有一天下暴雨，街道正好发蔬菜。尹晓芸和团队不敢耽搁，57幢楼，她们一步步爬上7楼去分发。社工周雪梅脚踝碰到尖锐物，血直喷出来，缝了10针。

为了与居民“和解”，5月1日深夜，尹晓芸鼓起勇气写了一封《致蒙西居民们的一封家信》，发出时已是凌晨2时46分。“在这漫长而又煎熬的日子里，想必大家一定都已怨气满满……当下我还是选择无论多晚多累都要把近期的工作向大家公布和说明，也许我会遇到更多的攻击和质疑，但是藏着掖着并非我本意，因为我也有很多的无可奈何……不管怎样，我还是想面对接下来的狂风暴雨，因为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有多远！”

在信中，尹晓芸一一罗列了近期的工作重点，包括转运、消杀、垃圾清运、快递外卖配送。同时还附上了一张详细的14天内涉阳楼栋情况分析表。这封信发到居民群，尹晓芸长舒一口气。公开信的效果确实不错，她没有迎来居民责难的暴风雨，听到了很多理解和暖心的话。

尹晓芸坦言：我们社区也发生过“敲盆子”的情况，但当时第九批物资已经在路上，第二天就要发了。她感慨很多矛盾和舆情的产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公开信之后，她更加认识到公开透明、以心交心的重要性。曾经在动员一位居民去隔离时，对方提出，每天早晨6时、晚上9时，居委要给家里老人打个电话，关心问候。尹晓芸一天不落地做到了。事后居民十分感动，没想到这个有点过分的要求得到了尊重和满足。

瞿西居民区 江文强

小区清零时，他才刮胡子

瞿溪路1200弄，是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的“痛点”。弄内一批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小梁薄板”楼房，两到三层不等，建筑质量很差，且煤卫合用。租户超过70%，剩下大多是老年人。5月2日、3日、4日、5日，连续新发病例都在20例左右。在这种几乎不设防的老旧住宅区，“拔点”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前前后后，1200弄里有五分之四的居民举家隔离。

图说：居民朱耀金冲下楼为江文强（右）点赞：“有什么事情，他都是冲在第一个！”

作为瞿西居民区书记，江文强义无反顾，冲锋陷阵。行动不便的阳性感染者，江文强穿着防护服背了一个又一个。疫情紧张时，他每晚只是在办公桌上趴着睡一会儿，有时候站着就睡着了。快到清零时刻，他才搞了个躺椅，第一次躺下来休息。

再苦再累都可以扛，但有一件事让江文强崩溃了。小区里一名渐冻症患者“阳”了，症状反应强烈。120打不通，江文强组织了10个人一起打，还是打不通。半小时后，这位居民渐渐没有了呼吸。悲愤难抑的江文强马上给街道办事处主任王静打电话，哭着说干不下去了，不干了。王主任问他：你走了，瞿西的老人谁来管？江文强无言以对。

最后还是留下来的江文强每天忙于转运、消杀、关心孤老直到凌晨。他的手机屏幕是“花”的，原因是有一次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手机掉在地上摔碎了屏。

驻点在此的市委工作组下沉干部李亚明说，江书记有阵子胡子很长，现在终于刮了，因为他发过誓——全小区清零时再刮胡子。江文强笑着接话：等无疫了把头发理了！确实，他的头发太长太乱了。

西姚家弄居民区 邱定珠

我不能退，退了居民怎么办

5月27日一早，天还没亮。小东门街道西姚家弄居民区的书记邱定珠从居委办公室的行军床上爬起来，摸着黑往外走。昏昏沉沉中，她一头猛地撞在走道的拐角上，额头上一片青紫迅速肿了起来，像一个核桃。

图说：邱定珠提醒居民下楼做核酸检测

“这两个月是瘦了十几斤，但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退休返聘的邱定珠是那种脾气很好的老人，说话温柔，性格却异常坚韧。

每天一早做抗原、做核酸，中午爬楼发物资，给老人送饭，下午给病人配药，联系120急救车，晚上又是复核、转运直到凌晨二三时……这样的工作节奏，年轻人都很难坚持，何况一位老人。

“其实我每天都想回家去歇着，但我告诉自己，我是书记，我不能退啊，我退了，居民怎么办？”邱定珠说，最困难的日子里，就是这样的想法支撑着她，也支撑着大家。

邱定珠的搭档林峰是小东门街道行政执法队副队长。4月8日，他向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恕一再请战，终于从浦东封控的家中“突围”出来，增援抗疫一线。第一站是去方舱，方舱回来后，他又下沉西姚家弄居民区，成了邱定珠的战友。

让邱定珠特别震撼的是一次拔点转运。聚奎新村有一对老夫妻，都70多岁了，妻子前一阵子摔了一跤，骨折坐在轮椅上，“阳”了后，她老伴是密接，按照应转尽转的原则，夫妻俩都要转到定点医院去。

“没想到老太太愿意走，老先生却坚决不同意。拿了把刀架在脖子上，说谁敢来就死给你看。”那天半夜，林峰上门劝说，讲了一个多小时，油盐不进。林峰实在没有办法，1米85的大高个，砰地一声跪在了地上。

这一幕让大家很震惊。老先生一瞬间也有些动容，但还是一声不吭。林峰告诉老人，“您今年76岁，我爸也是76岁，做小辈的都希望老的健健康康的，你们这里环境这么差，你孙女也很担心。你有什么顾虑，和我们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就这样跪在地上又劝了一个多小时，答应了种种诉求后，终于劝得老人点头同意。林峰活动活动麻木的双腿，把老太太抱下楼，送上了救护车。

回忆起那一跪，林峰很实在，他说除了想打动老人，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己实在太累了。“那天下午我卸了10车物资，浑身像散了架，站了一个多小时，站不动了。”

林峰是退伍军人，1998年抗洪上过前线、堵过决口。在他看来，当初一声令下，大家往前冲，哪怕危险，但目标很明确。这回和病毒打仗，总觉得用尽了力气，却收效不大。“不管怎么说，我是一名党员，该冲的时候，就要向前冲。”

市民新村居民区 张蔚

最忙时一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从3月24日开始打这一仗，昏天黑地，十来号人一直住在居委会办公室，睡大通铺。其实很多人家就在小区，只有几步路，但两个多月一次都没回去过。每天从睁眼干到闭眼，最忙的时候，一天只能睡1个多小时。”说起那段时间，半淞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书记张蔚强忍泪水。

图说：雨天，张蔚（左一）护送居民去测核酸。采访对象供图

半淞园路街道是黄浦区的疫情重灾区，市民新村又是半淞园路街道疫情最严重的区域之一，三分之一的居民都阳过。张蔚想不通：我们都这么拼了，阳性为什么还是一天几十个地往外暴。

对张蔚来说，累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大量“老阳”和密接滞留在社区转不出去，每天被居民骂得灰头土脸，头都抬不起来。“一天几百个电话，除了各种突发事件和难题要处理，很多是打来骂人的。”

缺少统筹，缺少资源，手势不严，人口密集，孤军奋战，居民抵触——各种内外因交织在一起。“当时有种错觉：我们小区就这样了，永远清不了零了，永远不会解封了，特别绝望。”

朱国栋是市民新村居委的一名社区干部。让他最崩溃的是妻子确诊那天。因为太忙，顾不上家里，他心里一直心存愧疚，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妻子按他的叮嘱，个人防护做得很好，一直没出问题。

“那天深夜转运，我穿着防护服在大巴前一个个叫名字，核对身份。”突然，朱国栋呆住了，因为名单里的下一个名字正是妻子。抬起头时，妻子已经穿着防护服走到他面前。夫妻俩对望了一眼，谁都没说话。妻子上了车，向他轻轻挥了挥手，那一刻，朱国栋强忍着的眼泪流了出来。

北京居民区 张理群

方舱里，她每天打100多个电话

外滩街道党工委书记丁琦宁至今无法忘记，那让人心酸又悲壮的一幕。

图说：张理群在检查防疫物资。采访对象供图

“居委干部一个接一个‘阳’了，最后只剩书记。在社区碰到她，她忙得没时间理我，看着她穿着蓝色隔离服，一个人带着志愿者在那里给居民发抗原、发物资，真的有一种人在阵地在的感觉。”

丁琦宁口中的“书记”，是外滩街道北京居民区书记张理群。4月22日，张理群核酸检测阳性，也进了方舱。

“我们马上安排接管专班，安排干部接手，同时以居委的名义给居民发了一封信，承诺一定把后续工作做好。”让丁琦宁没想到的是，云南居委调来的书记，一天半后也“阳”了。然后，无锡居委的书记接上去。“像打仗一样，一支接着一支部队顶上去。最艰难的时刻，就是这样挺过来的。”

张理群进方舱后，每天依然要接打100多个电话。“我人头熟，和居民感情深，大家愿意相信我，我就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因为一天也没有好好休息过，她康复得特别慢，成了最后的出舱者之一。方舱邻居离开时，忍不住又回头劝她：“阿姨，你要好好休息，不能再打电话了。”

新民晚报记者 潘高峰 沈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