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亿烟民困在烟瘾里:不抽烟时如犯毒瘾,半夜爬起来偷偷抽


作者丨李子建 编辑丨费知

哈欠连天,莫名心慌,从脚底到头部,感觉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如毒瘾发作般,浑身难受。戒烟第一天,李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感觉自己要完蛋了。”

戒烟之前,李军一天至少抽两盒烟。他每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睁开眼睛,而是闭着眼在床头柜摸索。找到烟盒,抽出一根,打火机“啪”的一声点燃,再吸上一口,一种如被轻微电击的舒适感,从脚底到头部蔓延来开,才会觉得新的一天开始了。

当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里,李军做的最后一件事,也一定是抽一根烟。只有抽完那根烟,才会觉得这一天结束了。

而烟抽没了、打火机打不着火,这两件事会让李军异常紧张。因此他在办公室、自驾车、卧室、客厅等处,随时都摆放着香烟与打火机。超过一个小时不抽烟,李军就会感觉缺了点什么,没有精神,身上会发痒,浑身难受,“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香烟具有强依赖性、高成瘾性。”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梁丽荣向记者表示,李军产生的浑身难受、身上发痒等症状,是一种正常的戒断反应。部分就诊患者有时会有更严重的戒断反应,比如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层面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疾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ICD-10),并被视为致命非传染性疾病。梁丽荣表示,许多烟民认为的“吸烟成瘾不是病”是一种误解,“烟民并没有理解成瘾性吸烟是患病的本质,导致对吸烟的认知和采用的戒烟方法不正确。”

目前据估计,中国烟民超过3亿,烟草依赖患者总数过亿。但调查显示,不足三成吸烟者曾在过去半年内计划戒烟,其中真正采取行动的只有19%。如果没有专业医生的帮助,靠意志力戒烟的成功率往往不到5%。

每年5月31日为世界无烟日,去年的主题为“承诺戒烟”,今年则为“烟草威胁我们的环境”。世卫组织指出,烟草不仅危害健康,还浪费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因此呼吁“为了你的健康和地球的健康,戒烟吧。”


〓 世卫组织在网站中呼吁,为了你的健康和地球的健康戒烟

眼睛和抽烟,你选一个

李军46岁,抽烟24年之久。在他的印象里,小时候就看到爷爷、父亲每天口吐烟雾,他不知道长辈们在做什么,好奇地问起来,爷爷会笑着和他说,这是在抽烟,能解除忧愁,这是李军对抽烟最早的记忆。

李军22岁那年,正值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的时候,室友都在为走出校门后去做什么而伤神。那时晚上卧谈会,几个室友对即将到来的离别忧伤,一个室友给了李军一支烟,李军没有拒绝。当时他还有些苦闷和迷茫,第一次抽烟解闷,没想到一抽就是24年。

参加工作后,李军和其他同学一样,尝试着融入社会。他做销售业务的时候,总会买一盒好烟放在兜里,到其他公司开展工作,一盒香烟打开,往往能迅速拉近人与人间的距离。与人让烟交际的同时,李军也陪着抽,久而久之,抽烟成为生活、工作自然而然的反应,谈工作、用餐、无聊了,都会点燃香烟。从一天三根、五根烟,很快发展到一天一盒、两盒。

李军单身时,没有人管他抽烟,后来谈恋爱时,女友曾经委婉地劝过,但李军没当回事。直到两人成家,准备要孩子,妻子坚决要求李军戒烟后,他才第一次认真考虑戒烟。他向妻子保证,会考虑戒烟。

第一天戒烟,仅仅过去1小时,李军就感觉做什么事都没有精神,他忍不住点燃一根香烟,精神立即来了。

抽完一根烟,李军又有些自责,认为自己没有遵守诺言。他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不抽烟,结果发现自己的极限,只有5小时左右。5小时后,他浑身难受,“感觉百爪挠心,什么事都做不了”。李军无法忍受,他的第一次戒烟,连24小时都没能坚持便告终。


〓 戒烟斑马线是一种直观的街上戒烟宣传(受访者供图)

烟戒不了,妻子那边无法交待。李军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一个解决方式:当着妻子的面坚决不抽烟,但下班回家前,先抽上半盒,把烟瘾过足,然后买包口香糖除味,回到家里则不再抽一根。

李军照做,但很快5个小时的极限到了,差不多是凌晨时分,妻子早睡熟了,李军偷偷跑到阳台上,打开窗户,抽一根烟解解瘾。不抽那根烟,他睡不着觉。就这样直至妻子怀孕产子,李军一直没被发现偷偷抽烟。

生下儿子后,李军不再躲着妻子抽烟了。随着儿子渐渐长大,妻子认为当着孩子的面抽烟不好,多次要他戒烟,李军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又拿出妻子怀孕时的办法,偷偷在外面抽。妻子劝了几次,李军不听,她也很无奈,直至孩子长大上初中了,李军还是没能戒烟。

戒烟的契机,来自于45岁时的一场疾病。因眼睛看不清楚,他去医院检查时,确诊为白内障,需要做手术治疗。医生术前询问时,得知李军是烟民,建议他为术后更好地恢复,2个月内尽量不要抽烟,以免抽烟时产生的烟雾刺激眼睛。

“你不想要眼睛了,你就接着抽烟。”妻子的态度、医生的建议,让李军下决心戒烟,“当时家里还有三盒烟,就想抽完了再戒。”

三盒烟,摆在了李军的面前。他打开烟盒,取出一根香烟,打火机点燃,一根接一根抽,一直抽到口中发苦。三盒烟半天的时间就抽完了,李军抽完最后一根烟,将打火机丢进了垃圾桶里。

眼部手术当天,李军还有点想抽烟,但为了自己的眼睛,他决定忍住。到下午,他开始哈欠连天,莫名心慌,感觉从脚底到头部,都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爬,“非常痒,浑身难受,翻来覆去,感觉自己要完蛋了。”

李军控制不住自己,他想抽烟。妻子问他:“眼睛,与抽烟,你选一个。”李军左思右想,还是选了眼睛。但戒烟后的难受劲儿,让他难以忍受,他在网络上搜索如何戒烟,买了各种戒烟产品,毫无效果。直到他向一位朋友倾诉时,对方说:“你自己干戒,戒不了,那就去找医生吧。”

“你都戒不了,你让我戒?”

梁丽荣有8年为患者提供戒烟诊疗的经验。她接待的患者,很多都和李军一样,在凭个人意志力“干戒”失败后,才来到戒烟门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梁丽荣所在的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开设于1996年,是国内第一家戒烟门诊,每年都有上千名烟民来此求助。患者以中青年男性居多。其中,中年人戒烟的原因主要是患有其他疾病,相关医生劝说其戒烟,而年轻人戒烟则多与备孕有关。

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在烟盒上均有标识,但许多烟民会漠视。梁丽荣介绍,抽烟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是享受,且香烟较易获得,抽烟本身会带来社交满足,在烟民看来具有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烟民理智地认识到抽烟行为对健康的伤害,是很难的事情。”

北京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周务在采访中亦认为,老百姓对戒烟的认知并不高,很多人不认为吸烟是不良行为。他认为,这和戒烟宣传力度有限有关:很多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并不清楚吸烟对健康的伤害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如不了解吸烟会导致中风、阳痿等疾病,“戒烟的行为没有形成社会共识,烟民没有主动戒烟意愿。”

曾有调查指出,28%的中国吸烟者过去6个月内曾计划戒烟,但其中真正采取行动的只有19%。多位戒烟门诊的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专业医生的帮助,自我戒烟(凭意志力“干戒”)的成功率极低,约为3%-5%。


〓 部分线上戒烟平台

陈强是某企业管理层成员,事业有成、家庭和睦,为许多人所羡慕。他因工作原因,经常参加商务应酬,彼此让烟、抽烟被当作社交行为。陈强虽也清楚,吸烟会影响健康,他多次戒烟,但坚持时间最久的一次仅为3天,戒断反应让他无法忍受,又复吸,戒烟一直没有成功。

决定前往医院戒烟的契机,是陈强偶然发现,自己在初中读书的儿子也有抽烟行为。陈强非常生气,一时失去理智,动手将儿子打了一顿。妻子问他为什么打儿子,他的回答是,自己知道烟草的危害,但一直戒不了,不想再看到儿子受抽烟的苦。

儿子口头上答应戒烟,实际上还是偷偷地抽。陈强发现后,父子两人为此多次争吵。陈强劝儿子不要像他一样,儿子却说:“你都戒不了,你让我戒?”儿子的话,让陈强心痛,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戒烟了,否则儿子也会看不起自己。

另一位戒烟者张涛,是某高校大一学生。他在初、高中时期并没有学会抽烟,考入大学后,繁重的学业消失了,突然轻松下来后,张涛在室友的影响下,开始学会了抽烟。

张涛所在的大学倡导无烟校园建设。有一次,他在学校操场上抽烟时,被老师看到了,对方直接告诉张涛,抽烟的行为不好,对身体有害,他人被迫抽二手烟也受到影响。

其他抽烟的同学笑一笑,和老师应付几句,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但张涛脸皮薄,自尊心极强,老师的话,他听进去了。但戒烟开始后,戒断反应让他痛苦,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心情烦躁,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出现抑郁症状。

张涛的父母发现儿子情绪不稳定后,立即带他前往医院精神科。医生详细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后,认为张涛并无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出现抑郁症状,是戒断香烟的反应,建议他去戒烟门诊治疗。

殊途同归。李军、陈强父子、张涛等人,因各种原因来到了戒烟门诊,在医生的帮助下开始了戒烟。

梁丽荣称,有明确戒烟意愿的患者,医生沟通效果极佳。患者需先对戒烟有初步认知,意识到烟草依赖是疾病的一种。因部分患者对使用药物戒烟有顾虑,医生根据不同的患者症状,提供多种戒烟方法,制定戒烟计划,“在医生的帮助下,戒烟成功率高达50%以上(不包括复吸人群)。”

在戒烟门诊就医后,李军、陈强父子、张涛等均成功戒烟。李军戒烟后,身体状态相比抽烟前健康许多,他如今对吸烟的欲望趋于平淡,“戒烟没有想的那么困难,你需要做的就是下定决心。”

戒烟难,难戒烟

中国烟民超过3亿,其中烟草依赖的患者人数据估过亿。但相比数量庞大的烟民群体,在戒烟门诊就诊者少之又少。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全国各省戒烟门诊首诊患者不足2.5万人。一些戒烟门诊一年的就诊量甚至不足200例,不得不将戒烟门诊关闭。

医生刘巧所在的戒烟门诊,每周三、五的上午会为烟民提供就诊服务。她经常在门诊室坐一上午,才来一个患者,有时甚至一个患者也没有。她透露,戒烟门诊是根据相关领导要求建设的,但建成后几乎没有宣传,每周两天派呼吸科的两名医生坐诊,仅此而已。

刘巧坦言,很多医院戒烟门诊的开设,是一阵风的建设。无论是从医生个人发展还是医院的角度,戒烟门诊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前途,一些城市的戒烟门诊无奈被关是必然的事情。

戒烟门诊正常运营需要成本,但往往投入许多,产出甚少。一方面,没有多少患者的现实,导致就诊量极低。另一方面,患者来了,一些戒烟门诊却没有药物可以使用。这看似不可思议,但却在某些二三线城市的戒烟门诊里真实发生。

究其原因,或与戒烟药物未被纳入医保有关。

据了解,戒烟一个疗程所需药费约1500元,需患者自费支付。自费药进入药房,戒烟患者少,药过期了,也卖不出去,医院方面慢慢不再进药,导致二三线城市戒烟门诊无法开出药物。没有药,患者更不来了,患者减少,医生坐在门诊无所事事,恶性循环,最终关闭戒烟门诊。

去年5月,北京控烟协会曾公开呼吁,将戒烟纳入医保,并探索门诊费用跨省结算。但如今一年过去,现实依旧。

刘巧所在的戒烟门诊,被医院作为公益宣传形象推广。不同于其他科室发多少论文、服务多少病人、承担什么样的课题等考核标准,在戒烟门诊工作做得再好,也不纳入考核范围,这意味着无论医生做什么,对职业发展都不会有帮助,医生缺乏动力。

公立医院的戒烟门诊没药,没医生,没患者,不得不关闭或处于半瘫痪状态,民间戒烟公益推广同样艰难。刘峰有20年抽烟经历,戒烟前每天抽一至两盒烟。他自2017年8月开始,进行免费的戒烟公益活动,但参与并成功戒烟的人并不多,这令他时有挫败感。

当时,刘峰居住地的社区居委会举办了一个微公益活动,鼓励社区成员参与公益活动。刘峰便向居委会提出,可不可以做戒烟的公益活动,这一提议得到了居委会的支持,后者资助他4500元经费,作为一年活动的支持。这也是刘峰从事戒烟公益以来得到的唯一资助,钱花完后,再做活动便是刘峰自己支付了。


〓 刘峰参加的一些戒烟公益活动(受访者供图)

社区资助的这笔钱,被刘峰用来制作展架、宣传台,印刷戒烟宣传单、戒烟手册,制作条幅、戒烟斑马线,购买一些减害产品(如烟嘴等),及支付举办活动时工作人员的报酬等。

刘峰等人拿着宣传单,在社区各处发放,邀请有意戒烟者听取戒烟公益讲座。为吸引人来,会发放烟嘴等小礼品。刘峰在台上讲解吸烟的危害,如何戒烟等知识,但他发现,前来听的人不少,听完后,领上一个烟嘴就走了,真正下决心戒烟的人并不多。

朋友们看到刘峰在休息日忙碌,却没收到很好的效果,对他从事戒烟公益并不支持。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去挣钱,在事业上有发展,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刘峰坦言,很多人认为做戒烟公益活动,没有收益,甚至是多此一举,没有什么意义。

刘峰接触的烟民中,也有许多人认为抽烟很爽,他们不想戒烟,认为抽烟是一种个人选择。还有一些烟民参加戒烟活动后,虽然支持刘峰的行动,但溯及自身,仍认为现在没必要戒烟,以后再说。自己一个人从事戒烟公益活动推广的五年来,有上述想法的烟民不胜枚举,凡此种种,让刘峰颇感无奈。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刘峰开始在网络上推广戒烟公益活动。他将一些戒烟知识相关的视频、帖子上传到网络,有人看到后会留言或转发,支持他的戒烟公益。刘峰说:“这对我个人是一种鼓励,我认为总会有一天,戒烟的人会越来越多。只不过,戒烟公益需要长期地去做。”

戒烟服务的路,应该怎么走?梁丽荣将工作中的一些思考,写入了给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建议书中,她的部分建议,后被采纳进《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包括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建立健全首诊询问吸烟史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提供戒烟咨询服务,二级及以上医院应当提供简短戒烟干预服务,鼓励将戒烟服务融入慢病管理等。

梁丽荣表示,发展戒烟服务技能和体系是可行的。此外,还可运用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做戒烟训练营等活动,“提供线上社群戒烟指导,每周做直播,请专家为戒烟者从不同角度讲解戒烟方法,帮助他们成功戒烟。”

(应受访者要求,陈强、李军、张涛、刘巧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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